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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仓创业板基金经理内心独白 贵州脱贫“加速器”

来源:http://www.guccibagja.net 17/06/19 皇冠新2

  创业板最近一直处在资本市场的风口浪尖,再加上若隐若现的“监管层指导”传言,使一批重仓创业板的基金经理们的心里五味杂陈。有的坚持认为,创业板颠覆以往主板市场的估值体系和投资逻辑,应以天使投资眼光入主其中,以待未来超高投资回报;有的则在排名压力下不得不“顺势而为”,害怕“上车”晚了连汤都不剩;有的则暂时告别节操、但坚守底线,以“低仓位、高周转”的短线操作方式少量参与。一场资本角逐,让身处江湖的基金经理们面临纠结选择。

  “在资本市场里,钱是最聪明的。我们做的只是尊重市场,如果选择长时间偏离市场,一定要去想自己是不是错了。”上海一位在近期市场中“顺势而为”重仓小盘股的黄光(化名)基金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冬天可能随时会来,但要在能赚钱时把自己养得很胖,冬天来了才会不怕。如果一开始就害怕冬天,弄得瘦骨嶙峋,北风一来就被刮倒了。”

“城市结对”反贫困:贵州脱贫“加速器”

图为深圳对口帮扶的赫章县水塘乡水潮村。 杨云 摄

  这位曾在2008年上证指数一路狂泻65%时保住2.6%正收益的基金经理,丝毫不隐藏此时此刻对创业板股票的热爱。“钱是最聪明的,当然它也有非常疯狂的时候,但是它追求的一定是社会发展大方向。”

  在当前市场上,大量主流资金“抱团”配置创业板,引起市场人士的热议。他认为,这是公募基金重估价值体系和投资逻辑的体现,也是新兴市场发展到新阶段,与传统主板市场不同的关键所在。“用传统市场看市盈率、市净率的估值方法去定义创业板的泡沫,我觉得不合理。美国纳斯达克有大量没有稳定盈利、但市值几十亿美元的公司,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他反问道。

  与他有着类似想法的还有北京的一位郭哲(化名)基金经理,但后者明显更“纠结”。

  “现在创业板的投资逻辑肯定与传统市场不同。”他说,“大家现在投资创业板股票都是抱着天使投资人的心态去做的。很多创业板上市公司可能还没有开始做它想说的业务或大家想象它会做的业务,有些故事可能公司自己都没想明白,但市场帮着它一起想。所有人都会想如果做成了前景会很辉煌,这样就不会去看市盈率、市净率等指标。但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天使投资成功率是很低的,也许只有10%,而且传统天使投资领域的公司市值都很低,5000万元、1个亿都很罕见,但现在创业板公司市值动不动就上100亿元、200亿元。高市值冲昏大家的头脑,做着天使投资的事、但不去想或故意忽略天使投资的风险。”这位基金经理毫不讳言。

  在最近一两个月中,他连续多次看到卖方研究员在微信的推荐报告中对某只股票写的“无脑买入”的推荐评价,研究员们建议,只要涨停板打开就“无脑买入”,直到股价翻一番或翻两番为止。

  “我相信,他们肯定很痛苦,研究主营业务、价值、估值,发现什么都没有。说实话,我刚看到这些很惊讶。不过,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也就慢慢习惯了,好像稍微动一下脑子就会损失收益率,不敢买或买慢了就会落到别人后面去。”

  郭姓基金经理从业十几年,投资风格一向以稳健著称,但对现在创业板的行情,他也有点坐不住。“我当然知道其中很多公司在讲故事,而且不少市值都在三四十亿元。一个故事没讲成回调一两个月,过一段时间发现又有一个新的故事,市值就到了10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买,“你不买别人买,买了就涨,自己只能干着急。别人基金日内涨幅3%或5%,自己的不动,那个压力更大啊!而且现在新资金进场速度很快,新基金都在买创业板,怎么能以一人之力与市场相抗衡呢?”

  深圳一位持有小盘股的徐林(化名)基金经理还提到,公募基金如此热衷创业板与其中的上市公司有很高的股价诉求密不可分。 “要么是大股东减持,要么是再融资需求,很多创业板公司见不得股价跌,跌几天就会找研究员去讲自己最近在做什么事,或者邀约去调研。相比之下,大部分国企提升股价动力明显不足。”他说,“基本很难得到除一般定期报告之外的东西,所以基金调研后也没什么特别感受。”

图为宁波对口帮扶修建的兴仁县锁寨村通村桥。 杨云 摄

图为宁波对口帮扶修建的兴仁县锁寨村通村桥。 杨云 摄

  贵阳9月15日电 题:“城市结对”反贫困:贵州脱贫“加速器”

  作者杨云

  锁寨村曾是一个常年被“锁”在石漠化山中的布依族村寨,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县北面约5公里的城北街道辖区。这样一个抬头望山、低头见坎的小山村,近几年随着对口帮扶被“解锁”了。

  锁寨村是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对口帮扶示范村寨之一。2014年以来,在宁波市北仑区帮扶支持下,锁寨村先后完成1800米进村道路改扩建、两座具有民族特色的风雨桥建设和6000米园区生产道路建设。如今的锁寨村,平坦宽阔的通村大道让村民双脚不再泥泞,满山遍野的枇杷树鼓起了村民的腰包、一眼望不到边的蔬菜大棚成了村民的“绿色银行”,吸引了众多游客,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同样,遵义市务川自治县丰乐镇的庙坝村也经历着变化。庙坝村曾经70%的村组不通公路。近3年来,上海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援黔干部。上海市奉贤区帮助庙坝村修路,还修建功能齐全的卫生室、文化广场,发展精品水果种植,还带动村民发展乡村旅游,让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吃上了“旅游饭”。

  对于贵州毕节,深圳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帮扶,探索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深圳模式”。深圳财政总计投入9.86亿元,援建毕节、黔南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农田灌溉、民房改造、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及公益项目1703个,极大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

  1996年,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中国作出了“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自此,北京与内蒙古,天津与甘肃,上海与云南,广东与广西,福建与宁夏,大连、青岛、深圳、宁波与贵州……开始了结对牵手。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

  自1996年8月起,中国政府决定,大连、宁波、青岛、深圳对口帮扶贵州;2013年2月,新增上海、苏州、杭州、广州4个城市对口帮扶贵州,这8个发达城市“一对一”对口帮扶贵州除贵阳市以外的8个市(州)。

  1500公里,是姑苏城到梵净山的距离。一个在江南,一个在西南,苏州和铜仁这两座城市的交集过去并不多。直到2013年,随着国务院《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发布,苏州市下发《苏州(2013-2015)对口帮扶铜仁实施计划》。从此,苏州和铜仁结下“秦晋之好”。

  2013年以来,8个帮扶城市累计向贵州投入帮扶资金和物资约11亿元,资金为原计划的130%以上,实施帮扶项目1000多个,集中用于受帮扶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事业等方面。

  近3年来,帮扶城市共派出323名干部到贵州省挂职锻炼,接受贵州省210名干部挂职学习,帮扶双方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学习486人次,先后举办干部培训班240期,培训11926人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目前挂职宁波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的黔西南州委宣传部干部王欢告诉记者,“干部交流机制让我们提升了认识,拓宽了思路,增长了才干。”

  近年来,贵州经济发展增速持续位居于全国前三位,但依然是全国扶贫任务最重的省份,除却自身发力外,外界支持也同样重要。

  贫困问题专家认为,八城援贵,是中国反贫困历史长卷上最富有创意的亮丽一笔,也一定能够成为全人类反贫困的重要经验。

  “不过,我知道创业板公司邀约是什么目的,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比较客观,但有时也没办法。比如,有的研究员推荐过某只股票后,股价就涨,而且涨得很快,只能买。”他说,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中,他的总原则是“可以不要节操、但不能没有底线”,“我的底线就是假设讲的故事成功了,未来3-5年能值现在估的这么多钱。如果成功了还不值这么多钱,我就不会碰。我心里可能知道它有90%的情况实现不了,但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想得太多,那就没东西可买了。”尽管坚定“跟风买入”,但徐经理采取“低仓位、高周转”方式做些短线操作,“少量参与,能赚多少是多少。万一杀红眼,当泡沫破灭时,怎么逃?”

  记者 徐文擎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意义,远不止是经济和物质层面。当西部偏远的山区里,走进了“上海医生”、“苏州老师”,迎来了“深圳老板”“大连工程师”,以东部之优补西部之短,以先发优势促后发效应,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不仅成为缩短差距的加速器,更激活了西部自身的内生动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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